《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察言观色多难与邦-尊龙凯时官方旗舰店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察言观色多难与邦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再说：“人恒过”，这三个字，一般解释是“人常常容易犯错误”，不过和上面的文义连贯起来，可以作另一种解释为：“人往往容易做过分的事。”过分当然也是一种过错，就是说人在优裕的环境中，优裕了更想优裕。有一部黑白电视机看看也很好，又想要彩色的；有了十六吋彩色的，又想二十四吋大型的；有了大型的，还想挂在墙上银幕型的。人就有这种劣根性，常有过分的要求。

上天给人类吃许多苦，目的在使他改过自新；在人生的路程上，吃尽了苦头的人，就知道不可以做过分的事。

“困于心，衡于虑”，外在环境的困难，使人不能如意，在心理上处于痛苦、烦恼之中，逼着他去考虑，用思想去衡量，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运用智慧去克服困难，选择最适当、最合道德的方法去做，才不会冒昧、莽撞，才会谨慎而行。年轻人每说：“拿破仑字典中无难字”，天下哪有不难的事？我们的古谚说：“用心计较般般易，退步思量事事难”。对于一件事情，如果用心去考虑周详以后再做，才不会出岔子，容易做成功；不过，对任何事情，都要退一步想，对万一失败做准备。人生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中，都经历过了，才能成功。一切都计较好了，认为考虑周到了，可以成功，这还不够，还要作退一步想，在万无一失中，如果有个万一的意料之外的差错发生，又当如何？有了事先的准备，才勉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天生的大圣人，可以不经过教育，不须经验而知道，这是天才。但是自古以来，只有“天才的专家”，没有“天才的圣人”。“征于色”，看了别人的态度，看够了人家的脸色，受够了气；“发于声”，再听听他的口气，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譬如你去应征一份工作，那位接见你的人，听了你的话以后，口里说“好好，有机会通知你”，而眼皮也不抬起来看你一眼，又去翻阅别人的资料了。这时你就该知道，已经没有希望，可以走路了。他的所谓有机会通知你，那只是一句客气话罢了。

有了人生经验的人，从别人的声容笑貌，小动作，微言之间，不待明白表示，就了彻事情的究竟。如禅宗的话：“东面冒烟，西面着火。”看见东面冒烟，就知道西面在烧火了。所谓见微知机，就是要有这样高的智慧；而一般人，一定要等到别人鼓大了眼睛骂他，他才知道别人在生气了。像这一类的人，世界上多的是。

我们读了这一段书，就深切感到世界上的人，有太多已被淘汰了。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其中之一临到身上时，不能“动心忍性”，经不起磨练，没有坚强的意志站起来，而自杀的，精神分裂的，消沈的，都下去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成功的，能够创造划时代事业的，没有几个，其余的都是渣子。我常劝人不必算命，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已经注定了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我们这一代的人，有如建房子时下面的土地，为了历史的承先启后，靠我们来奠基。屋基墙柱下的泥土很难为，要坚硬、牢固，才能承受上面的重量，松了软了就不行，后代的文化要背起来，否则就被压下去了。

孟子接着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是政治哲学中千古不移的铁定道理。他前面的一段话，虽然是对学生说的，也是故意讲给齐宣王、梁惠王这些当时的诸侯们听的。在孟子的眼中，这些诸侯们，只不过是时代的渣滓，一下子就会成为过去的；认为他们不懂得人生，只是时代的宠儿，是时势所造成的英雄，并不是创造时代的英雄。孟子这样对他们讲，只是讲出人生的大道理，然后说出治国的政治哲学的定理。

“法家”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大家，是伟大的学问家；在孟子以后七百年，“法家”才成为专门名词。对于专门研究法律的，主张以法律来治国的人才称为“法家”。孟子这里所讲的，以及现代仍沿用的这个“法家”，是指有大学问、大修养的人。例如请人家写一副对联，一定说“请赐法书”；例如诸葛亮、姜太公，他们有头脑、有智慧、有学问、有修养，就是“法家”。并不是说他会画符念咒有法术，也不是说他有佛法、道法才算是“法家”。

“拂士”就是看到当老板的，有不对之处，或错误的意见，敢于拂逆老板的意见，纠正老板的错误，提出相反意见来的人。如果老板不改变的话，便拂袖而去。

我常告诉外国朋友，中国过去的帝王制度，是真民主，假独裁；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假民主，真独裁。例如今日美式的民主，事实上是大资本家在幕后左右一切，是真的独裁。所以讲到历史文化，对不起，美国只有几百年，而我们已经五千年了，他做我们的孙子都还差得远。历史文化是由经验来的，经验是不可泯灭的，五千年人事上的纷争，给我们留下来太多的经验了，这就叫做学问。

一个国家，想要治理得好，要有大学问、大修养、大智慧的“法家”，同时要有敢说话的“拂士”。古代有许多好的大臣，遇到皇帝下了有问题的命令，便“留中不发”，那真是为国家，为皇帝，也为自己。例如皇帝在发怒的时候，凭一时情绪上的冲动，未经过理智上的考虑，要重罚某人，而此人本不该受重罚的。于是当宰相的，就把这道命令往抽屉里一搁，不发出去。等到皇帝气平了，问起这件事，再说明理由退回去。有时皇帝对他也没有办法，尤以英明的皇帝为然。像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常顶得威廉二世回到内宫去摔玻璃杯，皇后问起来，威廉二世说，俾斯麦身为首相，要受满朝文武、全国人民的气，他只有到我头上出气；而我就只有在玻璃杯上出气了。这就是“拂士”，亦叫做拂逆之士。

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团体，一家商店也是如此。例如说一个老板，在外面忙了半天回来，肚子饿了，叫人去买烧饼回来充饥，此人跑出去半天，空手回来，答说没有烧饼了。问他面包有没有？他这才再出去，又是空手回来说面包也没有了。老板已饥火中烧，对他说，我说过已经饿了，你另外买点饼干或馒头回来也行啊。所以只听话的人是不行的，要有拂逆之士，提出好意见来；不过领导人必须有宽宏的度量，这就要有真智慧了。

翻开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一类的事证很多。以最近的来说，清朝三百年天下，在百年左右的太平以后，龚定盦在嘉庆年间写的文章就指出，社会太过富庶安定了，天下可能发生重大的变乱，因为优裕的生活过下来，没有人才了。他文章中大胆地说，国无才相，阃无才将，甚至说巷无才偷，举国上下缺乏有才的人，社会完了，天下快大乱了。果然他说了这话以后，不到几十年，太平天国起来了。

翻开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一类的事证很多。以最近的来说，清朝三百年天下，在百年左右的太平以后，龚定盦在嘉庆年间写的文章就指出，社会太过富庶安定了，天下可能发生重大的变乱，因为优裕的生活过下来，没有人才了。他文章中大胆地说，国无才相，阃无才将，甚至说巷无才偷，举国上下缺乏有才的人，社会完了，天下快大乱了。果然他说了这话以后，不到几十年，太平天国起来了。

龚定盦并不是有预知的神通，只是读懂了历史，深知《孟子》这一段话的道理。所以多难兴邦，忧患兴家，贫苦家庭的子弟，大部分都有出息，不到三十年渐渐站起来。在台湾三十年，就看到这样的人发大财，也看到不少有钱人家子弟的失败。所以为人父母的，对孩子不可太优容骄宠，该给他们多些磨炼，否则是害了孩子。

孟子最后讲一句话：“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不管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离不开这个原则。人越在艰难困苦中，越有希望，会奋斗，能站起来。尤其青年们，环境越舒服，生活越优裕，前途越有限，越暗淡。所以有大专刚毕业的同学来问我，他将来的前途如何，我告诉他，前途有限，后患无穷。因为他们几十年来，太舒服太安乐了，连天有多高，历史有多长，钞票是什么纸印的，都不知道，还不满意这里，不满意那里，这里埋怨，那里生气。这样的修养，这样的见解，这样的学识，那还不构成前途有限，后患无穷吗？书名:孟子与滕文公、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