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家：主情派-尊龙凯时官方旗舰店

第二十章新道家：主情派

在《庄子注》中，向秀与郭象对于具有超越事物差别之心，弃彼任我而生的人，作出了理论的解释。这种人的品格，正是中国的人叫做风流的本质。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

风流和浪漫精神

为了理解风流，我们就要转回到《世说新语》(简称《世说》)上。这部书是刘义庆(403-444年)撰，刘峻(463-521年)作注。魏晋的新道家和他们的佛教朋友，以清谈出名。清谈的艺术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有讲究的，只能在智力水平相当高的朋友之间进行，被人认为是一种最精妙的智力活动。《世说》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清谈，记载了许多著名的清谈家。这些记载，生动地描绘了三、四世纪信奉风流思想的人物。所以自《世说》成书之后，它一直是研究风流的主要资料。

那么，风流是什么意思？它是最难捉摸的名词之一，要说明它就必须说出大量的含义，却又极难确切地翻译出来。就字面讲，组成它的两个字的意思是wind(风)和stream(流)，这对我们似乎没有多大帮助。虽然如此，这两个字也许还是提示出了一些自由自在的意味，这正是风流品格的一些特征。

我承认，我还没有懂得英文romanticism(浪漫主义)或romantic(罗曼谛克)的全部含义，但是我揣摩着，这两个词与风流真正是大致相当。风流主要是与道家有关。我为什么在本书第二章说，中国历史上儒家与道家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西方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也是原因之一。

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20年)，晋(265-420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朝代的名称，而且由于它们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很不相同，它们还指文学艺术的两种不同风格，以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汉人风度是庄严、雄伟；晋人风度是放达、文雅。文雅也是风流的特征之一。

《列子》的《杨朱》篇

在这里必须首先讲一讲道家著作《列子》的《杨朱》篇。本书第六章已经说过，这个《杨朱》篇并不代表先秦那个真正的杨朱的思想。现在中国学者认为，《列子》是公元三世纪的著作。所以《杨朱》篇也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著作。它很符合这个时期思想的总趋势，事实上是风流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杨朱》篇中区分了外和内。这个假冒的杨朱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

《杨朱》篇有一段虚构了子产与其兄、弟的谈话。子产是公元前六世纪郑国著名的政治家。据说子产治国三年，治得很好，可是其兄、弟不听他的，其兄好酒，其弟好色。

一天，子产对其兄、弟说：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

其兄、弟回答说：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杨朱》篇所说的治内，相当于向郭所说的任我；所说的治外，相当于向郭所说的从人。人活着，应当任我，不应当从人。就是说，人活着应当任从他自己的理性或冲动，不应当遵从当时的风俗和道德。用三、四世纪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应当任自然。不应当循名教。这一切，新道家都是一致同意的。但是新道家之中仍有主理派与主情派的区别。前者以向郭为代表，强调遵从理性而生；后者以下面讲到的人们为代表，强调任从冲动而生。

任从冲动而生的思想，在《杨朱》篇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此篇有一段是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即晏婴、管仲，都是先秦的齐国著名政治家，在历史上并不同时)。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

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膻。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往。\'

凡引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

任从冲动而生活

以上《杨朱》篇描写的固然代表晋人精神，但是并不是晋人精神的全部，更不是其中最好的。由以上引文可见，杨朱感兴趣的似乎大都是追求肉体的快乐。当然，按照新道家所说，追求这样的快乐，也并不是必然要遭到鄙视。然而，如果以此为唯一目的，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东西，那么，用新道家的话说，这就不够风流(就风流的最好的意义而言)。

《世说》中有刘伶(约221一约300年)的一个故事，他是竹林七贤之一。故事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昆（无此字）衣，诸君何为入我昆中！(《世说任诞》)刘伶固然追求快乐，但是对于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觉，即有超越感。这种超越感是风流品格的本质的东西。

具有这种超越感，并以道家学说养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具有妙赏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乐，不要求纯肉感的快乐。《世说》记载了当时名士的许多古怪行为。他们纯粹任从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世说》有一则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访徨，咏左恩《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任诞》)

《世说》另一则说：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杨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简傲》)

晋人盛赞大名士的体质美和精神美。嵇康(223-262年)风姿特秀，人比之为松下风，说他若孤松，若玉山。(《世说容止》)钟会(225-264年)所闻所见也许就是这些吗。

《世说》另一则说：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容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任诞》)

他们不交一言，因为他们要欣赏的只是纯粹的音乐美。王徽之要求桓伊为他吹笛，因为他知道他能吹得好；桓伊也就为他吹，因为他知道他能欣赏他所吹的。既然如此，吹完听完以后，还有什么别的要交言呢。

《世说》另一则说；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