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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纲之外，还有五常，都是儒家坚持的。常有不变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讲的五种不变的德性：仁，义，礼，智，信。董仲舒本人虽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所有的汉儒都共同主张，这五种德性与五行相合。仁与东方的木合，义与西方的金合，礼与南方的火合、智与北方的水合、信与中央的土合(见《白虎通义》卷八)。

五常是个人的德性，三纲是社会的伦理。旧时纲常二字连用。意指道德，或一般道德律。人发展人性必须遵循道德律，道德律是文化与文明的根本。

政治哲学

可是不是一切人都能自己做到这一点。所以政府的职能就是帮助发展人性。董仲舒写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深察名号》)

王者以庆、赏、罚、刑为四政，相当于四季。董仲舒说：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四时之副》)

政府的组织也是以四季为模型。照董仲舒说，政府官员分为四级。是模仿一年有四季。每级每个官员下面有三个副手，也是模仿一季有三月。官员像这样分为四级，又是因为人的才能和德性也是自然地分为四等。所以政府选出那些应该当选的人，再按他们德才的自然等级而加以任用。故天选四时、十二[月]，而人变尽矣。尽人之变，合之天，唯圣人者能之。(《官制象天》)

天人关系既然如此密切，所以董仲舒认为，社会上政治的过失必然表现为自然界的异常现象。阴阳家早已提出这种学说、董仲舒则提供目的论的和机械论的解释。

从目的论上讲，人间的政治过失必然使天生气，发怒。天怒的表现，是通过自然界的灾异，诸如地震、日蚀、月蚀、旱灾、水灾。这都是天的警告，要人主改正错误。

从机械论上讲，照董仲舒所说，则是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物固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所以人的异常必然引起自然界的异常。董仲舒认为这完全是自然规律，毫无超自然的因素，这就与他在别处所讲的目的论学说矛盾了。

历史哲学

在第十二章我们已经讲到邹衍如何以五德终始的学说解释改朝换代。某个朝代，因为它用某德，必须用合乎此德的方式进行统治。董仲舒修改了这个学说，认为朝代的更选不是根据五德运行，而是根据他所说的三统顺序。三统是黑统、白统、赤统。每统各有其统治系统，每个朝代各正一统(《三代改制质文》)。

照董仲舒的说法，在实际历史上，夏朝(传说在公元前2205一前1766年)正黑统；商朝(公元前1766？一前1122年？)正白统；周朝(公元前1122？一前255)正赤统。这形成历史演变的循环。周朝以后的新朝代又要正黑统，照此循环下去。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现代，也用颜色表示社会组织的各种不同的系统，也正是董仲舒所用的那三种颜色。按照他的学说，我们也许可以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

当然．这只不过是巧合。照董仲舒所说，三统并无根本不同。他认为、新王建立新朝代，是由于他受命于天。所以他必须作出某些外表上的改变，以显示他受了新命。这些改变包括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董仲舒说：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制这实。(《楚庄王》)

改制并没有改变基本原则，董仲舒称之为道。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

王者受命于天的学说并不是新学说。《书经》中已有此说，孟子则把它说得更清楚。但是董仲舒把它纳入他的总体的天人哲学中，使之更加明确了。

在封建时代。君主都是从祖先继承权威。即使是秦始皇帝也不例外，创建汉朝的刘邦则不然，他出身平民。却胜利地取得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根据。董仲舒就提供了这种根据。

他的王者受命于天的学说，既为行使皇权提供根据，又对行使皇权有所限制。皇帝必须注视天的喜怒表现，依照它来行事。汉朝的皇帝，以及以后各朝皇帝也或多或少地是一样，就是用这一点检验他自己和他的政策，一旦出现灾异使之不安的时候，就试图改正。

董仲舒的三统说也对每个朝代的统治有所限制。一个皇家，无论多么好，其统治时间是有限的。终点一到，它就得让位给新朝，新朝的创建者又是受新命于天的。儒家就是用这样的一些措施，试图对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加以约束。

对《春秋》的解释

照董仲舒说，直接继承周朝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他断言，实际上是孔子受天命继周而正黑统。孔子不是实际的王，却是合法的王。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犬守夜鸡司

这是一个奇怪的学说，但是董仲舒及其学派竟然坚持它，相信它。《春秋》本是孔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却被他们(不正确地)认为是孔子的重要政治著作。他们说孔子在《春秋》中行使新王的权力。孔子正黑统，按照黑统进行了一切改制。董仲舒以解释《春秋》而著名，能够引用《春秋》来证实他的哲学的各方面。实际上，他不过是引《春秋》以为他的权威的主要来源。他的著作题为《春秋繁露》，原因就在此。

董仲舒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一前481年)为三世：孔子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据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时，用不同的词语记载这三世发生的事件。通过这些不同的书法就可以发现《春秋》的微言大义。

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

以前有三部重要的解释《春秋》的书。即三传，从汉朝起这三传本身也成了经典。它们是《左传》(可能本来不是整个地为解释《春秋》而作，到后来才归附上去)，《公羊传》，《谷梁传》。三传都是以据说是作者的姓氏命名。其中以《公羊传》的解释，特别与董仲舒的学说相合。在《公羊传》中有相同的三世说。东汉后期，何休(129一182)为《公羊传》作解诂，进一步对这个学说进行了加工。

照何休的说法，《春秋》所记的过程，是孔子在理想上变衰乱世为升平世。再变为太平世的过程。何休以所传闻世与衰乱世相配合，这是第一阶段。在此阶段，孔子集中他的全部注意于自己的鲁国，以鲁为改制中心。何休以所闻世与升平世相配合，这是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孔子已经治好了本国，进而将安定和秩序传到中国境内的其他华夏国家。最后，第三阶段，何休以所见世与太平世相配合。在此阶段，孔子不仅将安定和秩序传到诸夏之国。而且开化了周围的夷狄之国。在此阶段。何休说：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公羊传》隐公元年注)。当然，何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事孔子都实际完成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孔子当真有了权力、权威，他就会完成这些事。可是。即使如此，这个学说也仍然是荒诞的，因为孔子只活在《春秋》三世的后期，怎么可能做前期的事呢？

何休阐明的道路，是孔子从本国做起。进而治平天下。这条道路。与《大学》阐明的治国平天下的步骤相似。所以在这一方面，《春秋》成了《大学》的例证。

这种将社会进化分为三阶段的学说，又见于《礼记》的《礼运》篇。照《礼运》篇所说，第一阶段是乱世，第二阶段是小康之世、第三阶段是大同之世。《礼运》篇描述的大同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窃切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