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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读朱肱《活人书》云:妇人伤寒,治法与男子不同,举男子调气,女于调血以为大略,似补前人之未及,然愚谓此说未可一概论也。夫长沙张氏,医中之圣也,其着《伤寒论》,原为卒病而设,故又谓之《卒病论》。卒病者,宜舍本而治标,故一百一十三方,皆男妇共享,即热入血室,亦用小柴胡汤,妇人之阴阳易,亦用烧kt散。自有《活人书》创立妇人治法异于男子之说,后人宗之者多矣,不思仲圣之方,早合气血为一致,今试以药考之,其立法用意,自跃如也。
即如桂枝、芍药,固营而闭卫,非血药乎?麻黄、防风,虽谓之发汗,本治乳子余疾,非血药乎?白虎、小柴胡中,知母则治肾,柴胡则调经,皆气中之血药也,当归、地黄,固不必言,即白术、人参,人皆以为气剂,而《本草》言能“利腰脐间血”,可知亦为血药也。大抵用之在阳,便为气药,用之在阴,便为血药。总之,伤寒一证,皆为营卫受病耳,何必分男先调气女先调血耶?云岐张氏,好古王氏,皆以朱氏之说为治杂病之常法,诚所谓自具慧眼,而不为前人所惑者也。
本仲圣以论伤寒治法,由正路也,中幅诠疏气血阴阳尤妙,独开生面,斯可谓用古而不泥古者乎。今而后读《活人书》者,当知所择矣(西畴顾业师评)。
卷八
摄生杂话
命门真火,藏于两肾之中,性门真水,藏于一心之内。人但言命门真火,而不参究性门真水何也?因真阳之火,能生真阴之水故也。殊不知性命相生,水火不可以一息不交。天一所生之水,为我生身之始,水中能生真火,人皆未究。
况保真阴之水,则真阳之火常存而不散;若真阴一衰,则真阳无附,飞扬上越,变为邪火,能返涸真阴之水,岂不危哉!火性本燥烈发扬,而肾中相火偏职闭藏,水性本柔弱蛰藏,而心精三合,独主清利。则知性以位变,水火本无二气。
嘘气即有水,阳化阴也,蒸水即有气,阴化阳也;灯因膏而不灭,阳根据阴也,水因火而不冰,阴根据阳也。相需如此,可以知其情性矣。
补心气,益心精而不见效者,则知命门火衰、肾水不足,何也?命门之火,即心火之根,肾水之精,即心精之源。
心无水则孤火上逆,肾无火则寒水下凝。水弱火炎,则肺金受克,阳焰飞扬于上焦,而生咳喘、咯血等病,下虚则上盛也。火弱水刚,则肝木失养,浊阴凝结于下焦,而生癃闭、壅肿、精寒等病,上虚则下实也。水火两平,阴阳斯无偏胜。
脾之权在肾,胃之权在心,自下而上水滋土,自上而下火生土也。脾土属阴,生于相火而健行不息,胃土属阳,传导于大肠而容受无穷,总在主纳之肾,于是土以火生也。脾虚则胃滞而不食,脾实则胃运而能食,总在主出之肺,于是气机流动也。故凡治脾胃,当以调肺气,交心肾为先。
人身之痰,最能为害。势涌如潮,势衰如汐。风、寒、湿、燥,随气而生,体实、体虚,随人而致。浊则浓,清则稀。五藏六腑无盛痰之所,上下升降无时而定,又与正气不两立,殆犹天地间阴云瘴雾耳。
周身气血,无不贯通。故古人用针通其外,由外及内,以和气血;用药通其里,由内及外,以和气血,其理一而已矣。至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盖指本来原通,而今塞者言,或在内,或在外,一通则不痛,宜十二经络藏府,各随其处而通之,若通别处,则痛处未知,而他处反为掣动矣。
补、戒急授而骤壅,伐、戒亟夺而峻利,用之不当,皆能致害。故攻热失宜,热未去而寒复作,寒热各踞于其所,反致温凉并禁,良医莫措矣;攻寒亦然。
人但知冬不藏精者致病,而不知夏不藏精者更甚焉。尝见怯弱之人,而当酷暑,每云气欲闷绝,可知中而死者,直因气之闷绝也。夫人值摇精,恒多气促,与当暑之气闷不甚相远。《经》曰:“热伤气”,又曰:“壮火食气。”余故曰夏令之炎威,甚于冬令之寒,苟不藏精,壮者至秋而发为伏暑,怯者即中而死。
卷九
四大家辩
李士材《读四大家论》一篇,本自王节斋大意,谓三子补仲景之未备,而与仲景并峙也。然仲景医中神圣,德备四时,三子则伯夷、伊芳尹、柳下惠而已。试观《玉函金匮方》中,黄芩、白虎,已开河间之先也;建中、理中,已开东垣之先也;复脉、黄连阿胶,已开丹溪之先也。然则谓三于得仲景之一德,而引伸条畅之,则可谓三子补仲景之未备则未确也。
卷九
论《医宗必读》
明季李士材先生,我城人也,所着《医宗必读》一书,固已脍炙人口矣,然余窃有议焉。夫必读者,轩岐之书也,越人、仲景之书也,下此而《脉经》、《千金》、《外台》,以及近代诸名家书,虽不能尽读,或取其十之六七,或取其十之三四,不可不读矣。苟守张长沙博闻强识之训,以探本穷源,则是书又为浅医画限之书矣,改其名曰不必读,其庶几乎?
卷九
论读景岳书不可专得其温补之益
窃观富贵之家,投寒凉则忌,进温补则合,医之喜用温补者,遂有景岳派之名。殊不思《景岳》亦温凉补泻并收之书也,观其论症,先述古而补以已见,分剂,先古方而补以新方,作者以《全书》名之,读者以《全书》贯之,舍其短而录其长,则上而溯诸河间、易水、金华诸家,无不合也,更上而溯诸南阳医圣,亦无不合也,而得景岳之益者,岂特在左归、右归而已哉。
卷九
考正古方权量说
古方自《灵》、《素》至《十金》、《外台》,所集汉、晋、宋、齐诸名方,凡云一两者,以今之七分六厘准之。凡云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抄准之。谨考定如左。
凡古方权量,皆赵于律,黄帝律尺九寸,夏尺则加一寸而为十寸,今木工之曲尺是也。
唐孙真人《千金方》论述针穴分寸云:“其尺用夏家古尺,司马法六尺为步,今江、淮、吴、越所用八寸小尺是也。”据此知即今曲尺无疑,知此尺即黄帝律尺寸者,以药升之龠积与尺度考得之,详见《律学净闻》。
以曲尺之寸度作方径一寸六分,上下相等,深七分八厘强,共积二千分,即古药升之容积。
《千金》论“药升方作上径一寸,下径六分,深八分。”当作上下径一寸六分,深八分弱。按《管子》云:“釜不得为侈”,且计其容积,仅五百廿二分,不应如此之小,故知传写之误也。升口自乘得二百五十六分,以深七分八厘强乘之,得二千分为容积,云深八分者,举成数言之也。
药升一升,容黄钟两龠之实。以黍二百四十粒为一两,但黍之重,今无可考。根据《千金》论蜜一斤,得药升七合,及《灵台仪象志》,水与蜜同积异重之比例,若二十与廿九,而次第以准测之,古一两,今七分六厘也。
古律龠容一千二百八十黍,《千金》论“一撮者,四刀圭也(六十四黍为圭,半之为一刀圭)。十撮为一勺,(勺即龠也),两勺为一合”(“合”为“升”字之误,一升共二千五百六十黍也)。李时珍沿两勺为一合之误,更增十合为一升,则误以传误矣,幸《千金》及《外台》原文,俱无此五字可证。
黍一稃二米,用以量龠,取基圆滑而齐(见《考工记》轮人条下注疏中)。自刘歆变乱古法,置用,前明郑世于特觅黍,权以今平,每龠一千二百粒,重三钱,未足为训也(郑世子《乐书》穿凿附会,其云黍权黍量尽属臆断,张介宾采入《类经图翼》,殊误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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